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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話崇信——汭河流域文明的曙光
發表日期:2013年9月4日  文章來源:崇信縣博物館   文章作者:陶 榮  瀏覽1809 人次

在平涼東部,汭水河畔,有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縣——崇信。總面積850平方公里,人口10萬,是平涼市乃至甘肅省面積最小、人口較少的幾個縣之一。然而,遠在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這里曾是華夏民族的發祥地之一。據出土文物考證,在汭水和黑河兩岸現代人居住的地方,就已有遠古的先民在此繁衍生息,靠打獵、捕魚和耕種生活。包涵的部族文化類型主要有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常山下層文化和齊家文化,先周文化和先秦文化。從而說明,這里在遠古時期就是關隴文化的交匯之處。而崇信成為一個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已有二千四百多年的悠久歷史。

仰韶文化遺址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先在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發現而得名。崇信境內的仰韶文化遺址據出土遺物分析,又可分為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半坡類型即以在西安市半坡村發現而得名,年代約為公元前4800——前4300年之間,其主要文化特征因素包括葫蘆口尖底瓶、魚紋彩陶盆、圜底缽等。廟底溝類型因在河南省陜縣廟底溝村發現而得名,年代為公元前3900年左右,其主要文化特征因素包括雙唇口尖底瓶、花卉圖案和鳥紋卷唇曲腹盆、曲腹小平底碗等。通過多年的普查和發掘,崇信境內發現的仰韶文化遺址有梁坡、張咀、魯家塬子、寺溝、劉家溝、平頭溝、姚家溝、圈馬城、九功塬子、響張中、西臺、東坪、西塬子、西莊塬子、廟臺塬子、周寨等。遺址面積從一、兩萬到數十萬平方米不等,文化層堆積厚達一至數米。有半地穴式房子、窖穴、灰坑等遺跡和一定的村落布局。遺物分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農業生產工具的發現,說明當時的人們不僅創造了畜牧業,而且還開創了農業,當時的人們可能采用刀耕火種、土地輪休的耕作方式,從出土的石斧、石刀、石鏟、石網墜、陶刀以及制陶工具來看,都說明和反映了其經濟形態屬于一種較發達的定居農耕文化遺存,主要栽培粟、黍。而網墜的發現,證明在當時的村落附近,水域寬闊,水產豐富,也是當時捕魚活動的寫照。

齊家文化遺址  齊家文化是黃河上游地區新石器晚期至青銅時代早期的文化,因1924年首先發現于甘肅省廣河縣齊家坪而得名。早期的年代為公元前2000年左右,下限還當更晚。冶銅業的出現是齊家文化的一項突出成就。崇信境內的齊家文化遺址內未發現小件銅器,陶器造型以平底器為主,夾有少量的三足器和圈足器。典型器物有單耳罐、雙耳罐、三耳罐、侈口罐、袋足鬲、鏤孔圈足豆等,紋飾主要是籃紋和繩紋。遺跡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白灰面居址”,就是在房內居住地面和墻壁下部涂抹一層白灰,這在建筑史上是一大進步。1990年夏天,在劉家溝遺址區清理了一處父系氏族階段的村落遺跡,發現的房子其居住地面和墻壁下部均涂抹了一層白灰。其中有一座保存完整的圓形房屋地面,面積達40平方米,門向東南,房子正中挖有一直徑1.2米的圓形火塘。在這座大房子的周圍還有許多小形房屋,這種大房子可能是氏族首領的住屋或者是先民們用來聚集議事、舉行重大祭祀活動的場所。白灰面房子是齊家文化在構筑上的一個重要成就,雖然其它文化類型也發現這種住屋,但不如齊家文化普遍。這種房子具有平整光滑、堅固美觀的優點,同時還起著一定的防潮作用,其建筑技術應是我國勞動人民的一項杰出創造。

由此證明,早在新石器時代,先民們游動到崇信境內,看到汭水和黑河兩岸,土地肥沃,氣候溫和,水源充足,林木茂盛,對于原始的鋤耕農業和家畜飼養都是很方便的,加之周圍還有寬闊的水域,豐富的野生動物和植物資源可供漁獵和采集,象這樣的自然環境,是定居的理想之地。于是,就在靠近水源、背風、向陽的臺地上,修建半地穴式房子,在肥沃的土地上種植粟類作物,選擇適宜的粘土,制作陶坯,燒制陶器,過起了穩定的定居生活。

甘肅境內最大的周文化墓群

涇河流域是先周文化的發祥地之一。先周文化(或稱早周文化),指周武王(姬發)滅殷以前的周文化遺存。它是以姬姓的周人為主,吸收和融合了西北地區的各種文化,并有所發展的一種文化,始祖為不窟。據文獻記載,周人的發祥地和早期活動的地方都在涇渭二水流域。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先周遺存是略早于太王時期的陜西長武縣碾子坡遺址,武功縣鄭家坡遺址和岸底遺址,扶風縣北呂周人墓地,甘肅崇信縣于家灣周人墓地和香山寺墓地、九功塬子遺址等。其中于家灣墓地是甘肅省發現時代最早、埋葬人數最多的周文化墓群。為了進一步研究隴東地區先周文化的發展歷史,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219841986年先后三次在于家灣發掘了一批先周和西周墓葬,數量達百余座。最大的墓葬有12平方米,小的不足2平方米,墓葬形制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周圍有生土和熟土二層臺,有的還有腰坑和殉葬奴隸以及馬坑等。出土銅器有鼎、簋、觚、爵、觶、鉞、戈、弓形器、鏃、泡、鈴等,陶器有鬲、罐、卣、紡輪以及大量的玉飾、蚌飾和海貝等。墓地內98%的墓葬為早期被盜,中型以上的墓葬盜洞多達46個。我們在發掘過程中,在一盜洞內清理出一具被同伙致死的人體骨架,身體扭曲在盜洞內,頭部有二個大石塊,顱骨破裂,其慘死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僥幸的是我們在一個不足2平方米的小墓內,清理出土西周早期青銅禮器一鼎二簋。小墓尚且如此,那么大墓的數量之多、規格之高,且有殉葬的奴隸和牛、羊、馬、狗等,如果未曾被盜,其發現將是空前的,必將會創造更多的考古奇跡。

于家灣墓地從先周到西周早、中期,互相銜連而又有早晚之分,說明從早周古公亶父遷岐之后,此地依舊是周人在西北的一個重要聚落之地,遷岐后也并不意味著先周族勢力在北方的消失,只是中心勢力的南移。在北方依舊存在著周人與各小方國之間已有的松散型聯盟關系,大概到文王時,周正式確立了盟主地位。墓地埋葬人數眾多,就說明了這一點。

從古芮鞫淺說豳

關于古芮鞫專家學者們說法不一。“止旅乃密,芮鞫之即。”出自《詩·大雅·公劉》第六章的最后二句。“止”,居住;棲息。“旅”,旅行。“乃”,承上之辭。“密”,近代有學者研究認為:密,即地名或國名。“芮”,通“汭”,水邊。“鞫”,溪流的盡處。鄭玄箋:“水之內曰芮,水之外曰鞫”。“之”,作助語。“即”,靠近;接近。

《詩·大雅·公劉》這首詩主要頌揚周人的第三代先祖公劉,率領族人從原來的封地邰遷居到豳(歷史上把涇河流域這塊大片的地方稱作豳),觀察地形,尋找水源,建造宮室,開墾荒地,發展農業的情景。我們研究這首詩的價值也正是詩歌里面記載著和豳這個地方有聯系的地名和水名,如百泉、溥原、皇澗、過澗、密、芮鞫等。

要考證研究古芮鞫,必先要找尋到古芮水或者弦蒲藪。芮水是見于歷史記載中最古老的河流之一。清代學者多考證認為芮水之源出于弦蒲藪。藪,湖澤的通稱,也專指少水的澤地。弦蒲藪是古代著名的大澤。《周禮·職方》:“正西曰雍州,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芮,其浸渭洛。”由此可知,流經崇信的芮河是一條古老、文明的河流,而弦蒲藪則是其源頭。弦蒲藪是一個面積很大的澤地,其方位即在今崇信、華亭和陜西隴縣的結合部之間。弦蒲藪內曰芮,外曰鞫。

據文獻記載,周人的發祥地和早期活動的地方都在涇渭二水流域。如棄封于邰,公劉遷于豳,古公亶父避戎狄遷于岐,文王遷灃,武王都鎬等都在這一帶。由于商王朝的日趨強盛,姬周族為了免受其欺壓和侵犯,從不窟時即“奔戎狄之間”,遠離渭河流域遷住陜北、隴東一帶。也就是說,周人從不窟到古公亶父遷岐之前,是在涇水上游地區、陜甘交界處這樣的環境里居住和活動的,前后經歷了十一代之久,其活動范圍亦與西北地區的姜戎文化的分布區域相交錯、重疊。寶雞地區是古代姜戎的起源地,分布范圍已達到了隴東地區。如赤城香山寺姜戎墓地曾出土有先周文化的聯襠陶鬲,而姜戎文化的高領乳狀袋足分襠陶鬲在于家灣先周墓地也有發現,但都數量很少。姜戎文化墓地出土先周文化遺物,而先周文化墓地出有個別姜戎文化的典型器物,二者年代大致相當,地域又接近,它們有著不同的文化內涵,屬于不同的譜系、不同的部族,這當是二者之間的交流所致。姬姓周人在未遷都岐邑之前,周和姜戎兩個大的部落不僅居地相鄰,而且文化上互相影響,所以,先周文化早期也就表現出濃郁的戎狄特性,我們從于家灣墓地和香山寺墓地也的確看到了這種影響。

崇信縣于家灣墓地、香山寺墓地發現的先周文化遺存,足以證明,涇水上游的支流——汭河流域曾經是周人的居住和活動之地。為了免受商王朝的欺壓和侵犯,周人在其第三代先祖公劉的率領下,從邰地遷居到豳地,這里是戎狄族人的居住地,公劉及其族人便寄住在一個被稱作密地的方國鄰近。密地也就在靠近或接近弦蒲藪的地方。綜合上述現象,它無疑給我們傳遞了這樣一種信息,周人遷都岐邑之前,曾在芮水流域居住和活動過,傳說中的周人早期都址——豳邑故址也應該在這一帶。

 

佛教圣樹娑羅樹

大凡到過崇信的人,都曾慕名觀賞過娑羅樹,它生長在崇信縣黃花塬村,主桿樹圍2.6米,樹冠占地面積約100平方米。娑羅樹只所以有名,傳說和無憂樹、菩提樹同為“佛國三寶樹”,故而廣為流傳。

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本名悉達多,釋迦牟尼是他創立佛教之后,弟子們給他上的一個尊號。有關他的種種傳說,統稱為本生故事。所謂本生,就是修行成道的過程。如《樹下誕生》講說的是他的生母摩耶夫人懷胎十月,途經藍毗尼園,手攀無憂樹,悉達多王子從右肋而生;《成佛》說的是釋迦在菩提樹下進入禪定,經過長期修煉,終于大徹大悟,得道成佛;而《涅槃焚化》則講述的是釋迦臨去世前,在拘尸那城跋提河邊的兩株娑羅樹之間宣講《涅槃經》。

娑羅樹,亦稱“猴板栗”。七葉樹科,落葉喬木。掌狀復葉對生,小葉57個,倒卵狀橢圓形或矩圓狀橢圓形。圓錐形花序頂生,花白色。每當春末夏初,一叢叢垂掛的白色花序,宛如成串的白玉小塔,現于綠葉叢中,非常別致好看。蒴果開裂,內含種子1顆,扁球形,種子脫澀后可食,又供藥用,名娑羅子,性溫味甘,功能寬中下氣,主治胃脘脹痛、疳積等癥。木材細致、輕軟,可供建筑、細木工等用,又為觀賞樹。

1985年秋季,一場特大暴雨過后,在距娑羅樹東北方向200米處,洪水沖開了一個洞口,根據當地群眾報告,我們即到現場進行了調查和清理,共出土石造像碑、塔7塊,洞內無壁畫痕跡。從現場情況來看,洞口為早期所封,因洞內潮濕,石造像風化較嚴重。

扁體砂巖造像碑,質地為灰色砂巖,高106、寬91、厚21厘米。體呈長方形,碑首尖拱狀。正中高浮雕一佛二菩薩,主尊頭部殘缺,后有橢圓形項光,身著左袒袈娑,下著長裙,腰系寬帶,雙手禪定印,結跏趺坐,底座殘缺不清。項光周圍有淺浮雕伎樂天六身,造型優美,姿態生動,上身著短衫,下著長裙,露足,手中各持一種樂器,從左向右依次為五弦琵琶、羯鼓、箏、笛、腰鼓、曲項琵琶,再上為一周寶珠和火焰紋。伎樂天之間均有題刻銘,能辯清者有“德□打古(鼓)、□諍(箏)、打古(鼓),其余漫漶不清。主尊兩側淺浮雕供養人各一,均上身著短襦,下身穿長褲,左邊供養人一手提瓶,一手持蓮蕾;右邊供養人雙手合十。兩供養人外側各有一高浮雕立姿肋待菩薩,面部殘損,一手下垂,一手抱物于腹前,上身披帛,下著長裙,站立于獅座之上,其下各有一回首護法獅子。

四面體砂巖造像塔,現存4塊,由大到小,呈塔形疊起。均灰色砂巖質地。最大的一塊高55、上寬52、下寬58厘米。呈四棱柱體,四立面開龕造像。龕均為圓拱形頂,龕內皆高浮雕一坐佛,高肉髻,兩耳垂肩,著通肩右衽袈娑,禪定印,結跏趺坐。龕外兩側淺浮雕二肋待菩薩,頭戴花葉寶冠,上身著圓領短襦,下穿長褲,雙手抱于胸前,雙足外撇。

根據上述造像碑、塔的形制和特征與云崗石窟二期(465495年)造像的風格近似,當為北魏遷都洛陽之前的作品。這批石雕造像的出土,說明了以下幾點:一是娑羅樹和石造像同為佛教遺物,隨著佛教的傳入,娑羅子也一同傳入中國,并發芽、生根、開花、結果;二是石造像出土于一孔窯洞內,加之造像均面部殘損,可能與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滅北齊后,繼續推行滅佛政策有關。當地土著人為了保護佛教遺物,封存于此;三是伎樂天手持樂器說明,早在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以前,曲項琵琶、羯鼓等西域樂器已隨佛教傳入崇信境內。

國保單位武康王廟

平涼市僅有二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即崇信縣武康王廟和涇川縣南石窟寺。武康王廟,又名李元諒寢宮,俗稱城隍廟,是為紀念唐代武康郡王、隴右節度使李元諒而建的祠。

李元諒(732793年),唐代安息(今伊朗)人,本姓安,出生于伊斯蘭教世家。自幼由宦官駱奉先收養,改姓駱,名元光。唐德宗時著名將領,曾數次參加平叛,屢建功績,升華州剌史,加檢校尚書左仆射,封武康郡王。貞元三年(787年),吐蕃向大唐請和,雙方商定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駱元光率部接應,救出會盟主帥渾瑊,其余隨行官員千余人皆被俘,當時如無駱元光的機智果斷,即會全軍覆沒。故此唐德宗嘉獎,并賜姓李氏,改名元諒。貞元四年(788年),加封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駐守良原(今靈臺縣梁原)。不久又擴展防區,收復失地,新筑崇信城。貞元九年(793年)十一月,李元諒因積勞成疾,醫治無效,長眠于這片他曾為此付出了半生心血的地方,享年62歲。崇信人民根據他的遺愿,把他的墳墓筑在崇信城西北面的高山上,希望他的英靈能向生前一樣,庇佑崇信人民抗御外來之敵,建設自己的美好家園。1981910日,甘肅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據縣志記載,崇信人民因其“開拓疆土,修筑鎮城,德彼民生,感因王功”而于唐代貞元十三年以前在縣城東門外一百二十步建祠塑像,春秋祭祀。宋紹圣四年(1097年),崇信知縣王需修繕廟貌。明洪武三年(1370年),縣民李斗等人遷建城內。天順七年(1463年),崇信知縣吉泰將原廟址內四根宋、元時期鐫刻石柱移入,建亭于殿前。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崇信知縣邊國柱以塑像主次不當,又未能變更,將大殿改為寢宮,另建正殿于前。崇禎六年(1633年),兵燹殿亭俱毀,僅剩寢宮。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崇信知縣陳兆康修繕大殿,并重修獻殿。1941年,中華民國政府對武康王廟進行修繕,利用殿宇儲糧。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武康王廟劃撥縣糧食部門使用。19858月9日,崇信縣人民政府公布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1993329日,甘肅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第五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6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總體布局呈南北縱長形,建筑分別位于南北中軸線上。武康王廟坐北向南,面闊五間,進深三間,由內外兩周柱網組成,建筑坐落在一個樸素的臺基上,單檐歇山頂,正面中間三間是格扇門,兩端盡間的山墻和后部用厚實的土墻圍繞。外廊兩側的檐柱略向中心傾斜并逐漸升高,在古建筑上將這種做法稱為側腳和升起,這樣就給人以非常穩定的感覺。柱上和開間中又置以形式龐大有力的斗栱,上面挑出屋檐,使人感覺屋頂非常雄壯有力,莊重和諧。

武康王廟雖經明代遷建和續修,但大木構架還保留了宋代的建筑特色,它是甘肅省乃至西北地區木構建筑中保留早期構件和作法較多、時代較早的建筑之一,是古人的杰作,是中國古建筑的寶貴實例,也是研究西北地區古代建筑藝術和生態環境的真實依據,具有很高的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更有著深刻的文化內涵。

李元諒屯軍筑城

據舊唐書記載,唐德宗貞元四年(788年)四月,隴右節度使李元諒移鎮良原。不久,又擴展防區,收復失地,新筑崇信城,置崇信軍防御。城址設在錦屏山下。“崇信”一名,取“推崇誠信,保境為信”之意。這是崇信地名見于史書的最早記載。

據出土文物考證,東漢以前,崇信轄境汭河以南為安定郡鹵縣所在地,古城址在今錦屏鎮劉家溝塬子。鹵縣的始置為戰國中期,即公元前315年以前秦人所置,是平涼市歷史上置縣最早的。而汭河以北部分地區屬安定郡月氏道轄地,即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出征河西,擊敗匈奴軍隊。“取河西地,開湟中。于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月氏道當為此時所置,即用來安置歸降的月氏族人。到了東漢永初五年(111年),爆發了歷時半個多世紀的羌族起義,這場戰爭給西北地區的隴西、安定、北地等郡縣的人民生產、生活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和嚴重的災難,土地大片的荒蕪,人口大量的減少。在此期間,東漢政府曾先后兩次下詔內遷郡縣,鹵縣和月氏道也就在兩次遷徙中被縮減廢棄了。

傳說唐貞元五年(789年),李元諒收復崇信后,將軍營駐扎在汭河北岸九功鄉的營坪山上,城址也就選在了山下的九功塬子。筑城九天后(一天為一個工,后因名九功城),發現城標被狐仙移到了汭河南岸的錦屏山下。于是,城址也就確定在了此地(今縣一小操場西北)。關于狐仙選城址只是一種神話傳說,從軍事防御角度來看,錦屏山下三面環溝,又有汭河作為天然障礙,在此筑城易守難攻,是理想的城址區。而營坪山下就不同,北面大山成為來犯之敵的制高點,易攻難守,一旦被圍,汭河又成為增援部隊的最大障礙。城址的選定,說明李元諒是一位即深知兵法,善于利用自然優勢,又能悉心研究不同意見的軍事指揮家。自貞元五年李元諒筑城,崇信作為邊防要地,駐兵眾多,軍隊完全靠當時十分凋敝的農村供給,是完全不可能的。為了保障部隊的食用和繁榮邊境地區的社會經濟,減輕當地人民的負擔,李元諒采取了駐軍實行屯田的政策。他帶領軍士們利用空閑的時間,挖渠鑿井,興修水利,開辟荒原,提倡勉勵軍士們開墾種植,把崇信城周圍幾十里荒蕪的土地全部變成了肥沃的良田,一年下來,收獲谷子、豆類作物幾十萬斛,不僅解決了大量駐軍的口糧,加強了邊防,而且對久已十分凋敝的邊境地區的農業,也是一個恢復和發展。邊境從此得以安寧,崇信人民也能安居樂業了。到了宋代乾德初年(963年),崇信設縣,此后均為縣治所在地。明崇禎六年(1633年),流寇陷城,知縣龐瑜效法李元諒,與城共存,盡忠殉難。崇禎七年(1634年),知縣高斗垣截唐鎮城之半,筑錦屏山麓,倚險而居。清初知縣武全文又大加修繕,至此,才形成了建國前崇信城的建筑布局。

今日,您到崇信來,小城的面貌已今非昔比,到處山清水秀,鳥語花香,高樓林立,城鎮化建設日新月異,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勤勞誠信的崇信人民正在縣委、縣政府的帶領下,為構建和諧、美好的新崇信而努力奮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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